神华宁煤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与此类似，塔尔斯基对真的定义是，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这个定义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在认识上断定雪是白的，也就是说它为真，恰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雪是白的，亦即认识上的真是以现实中的真为基础的，后者决定了前者。

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多数即依据这种关联来谈论中国—哲学，但也有不少学者试图拆解这种关联以便保留中国—思想的论题领域而排除哲学这个外来词。虽说这样的表述尚不涉及实体性的内容与差别，但由于它们特别地指向文化传统的中枢，所以不能不引起高度的警觉和长久的疑惑。

在同思想的本质关联方面，哲学又被称为思想的母体。如果以为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与这种权力无关（而不过是一种拟喻性的说法），那就是把问题想象得太过表面、太过局限了。我们之所以特别地指出并强调问题的历史性根源领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说这样的篇目或已初始地意味着中国哲学在西方主流观念中的某种合法性，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样的合法性是在何种意义上被设定的？从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怎样的提示作用？特别明显并且特别重要的是，当黑格尔谈论东方哲学或中国哲学时，哲学一词完全是在形式的方面被规定和使用的，也就是说，这个术语具有单纯形式的意义——它不涉及内容。我们在此是没有理由来苛责前辈的，因为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开启出一条虽然充满挑战但我们依然行进其上的曲折道路。

而对于现代性（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为枢轴）的绝对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一事，《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表述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说中国的philosophy和说中国的哲学有什么差别吗？如果philosophy不是被译作哲学，而是像郭嵩焘和西周较早时那样，译作性理之学，或者译作如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理学（艾儒略）、爱知学（李之藻）等，那么，这般译法与事情的大节有什么特别的关碍吗？如果事情只是关于一个名词，那么，这里所应追究的不过是：将philosophy译作哲学是否妥实，是否尽义，是否完美（所谓信、达、雅）。特别是，这种变化的历史观念，被官方用于学校教育，这就说明这种有关历史的世界观念，已经被普遍地接受。

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不仅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中国的历史学者不得不开始被迫关注全球/世界。对于中国世界知识的最重要的冲击来自佛教。在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开始讨论中国史之范围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又提出所谓中国之中国（上世史）、亚洲之中国（中世史）和世界之中国（近世史）的中国历史三段论。在中国中古时期，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最重要来源有二：一是中国人的活动范围拓宽，以及西部、北部异族进入中国核心区域，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

扎马鲁丁在第二年（1286）主持编纂会同志（《至元大一统志》）时，曾经向皇帝报告我们的帝国很大，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山的地方。不过，在中古时期，佛教没有征服中国，反而是佛教融入中国传统。

所以，我们不仅要编帝国的历史书，而且要绘制一个有关蒙元帝国的总地图。这一区分外国与蛮夷的思想，逐渐在士大夫那里形成共识，一直到元代撰修《宋史》，历史学家们在传统正史中第一次分别了《外国》与《蛮夷》。而这种全球知识却可能是由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和从波斯等地外来的回回人带来的。（3）改变了对四裔漠视的态度，宋人对域外的知识逐渐增多。

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因此，佛教的冲击，并没有改变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学传统。可是，传统非常顽强，历史非常诡异，宋代这种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中生根，反而在此后由汉族重建的大明帝国逐渐消失，传统中国历史学家们仍然固守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记叙方式。现在，尽管这个总地图早已不存，但是，包含了整个非洲、阿拉伯、欧洲部分以及几乎整个亚洲的地图，我们还可以从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看到它的影响。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历史学传统，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因此，各种史书尤其是正史中的四夷传蛮夷传或者外国传都是附在史书之末，篇幅也不是很多。这个时候，新疆等地也在俄国、英国等殖民帝国的虎视眈眈之下。

大清王朝在追溯族群与历史渊源的时候，也开始重新重视蒙元历史，重修元史成为热点，比如魏源《元史新编》、李文田《元秘史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等。第二篇是《逸周书·王会篇》，它记载西周武王（一说成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传说当时四方来朝贺的属国包括了东夷、南越、西戎、北狄各方。

从公元前2世纪的《史记》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世界观念。应当说，当有关世界的历史知识成了常识和教材的时候，中国史学才开始初步形成有关历史的世界认识。短暂的蒙元时代结束之后，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历史叙述方式还是没有变化。在秦汉统一中国之前，古文献中对于中国以及周边世界，缺乏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再次，是这个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翻译和编写了不少有关世界或欧洲的历史书，从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utzlaff，1803-1853）的《万国史传》《古今万国鉴》，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外国史略》，都传达了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观念。成为教材中国史学世界认识之最终变化 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晚清民初恰恰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中国时空观念，也就是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

而这一中国之外的世界由于佛教的进入而变得更加广大，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870-1931）说，中国的世界视野拓展与佛教有关，他在题为《佛教东渐与佛教徒在历史地理学上的功劳》的论文中，开列出近五十个经陆路和海路，以及由天竺、罽宾、月氏、安息、波斯、康居、于阗、高昌、师子国、扶南、交趾来到中国传教的佛教徒，以及法显、宋云、玄奘等若干由中国远赴西方的佛教信仰者。这也正如顾颉刚所说，以元代境域横跨欧洲，可藉是史以研究西北地理及欧亚交通之史迹。

它的疆域缩小了一大半，过去大唐帝国内部可以混融杂居的胡汉问题，逐渐变成了大宋帝国外部需要区分你我的华夷问题。所以，这一类有关世界的历史著作在晚清中国成为热门图书，其中，像广学会出版的，原本并不出色的历史书《泰西新史揽要》，就曾风靡一时，1895年初版卖了两万本，1998年第三版在两周内卖了四千本，它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中国的重要学者，也影响到李鸿章、张之洞等近代中国的重要政治家。

从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的《新史学》，到1904年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学界，一方面在翻译过来的日本中国史或世界史著作的影响下，开始对世界与中国有了重新认识。在历史学领域，宋代出现了三个新现象：（1）人们改变了四裔微不足道的传统观念，倾向于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

由于佛教来自中国之外，因此，它给中国带来相当丰富的异域知识，也给中国带来世界观的巨大冲击。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一些有关域外的文献。不过，在蒙古人横扫欧亚的蒙元时代，确实出现过具有全球意识，并且试图全面叙述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可能。此后，这一类历史书开始在中国开明的知识人中普遍流行，1900年广学会出版的《万国通史》就说，善学史者又不可限于其本国也，能知本国盛衰兴废之端倪，尤必当知他国理乱存亡之阶级。

由于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对抗，由于大月氏的西迁与贵霜王朝的崛起，由于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并立，由于陆上、海上交通技术的发展，渐渐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在北边的契丹（以及后来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东边的高丽（以及日本），西边的党项（夏），西南的吐蕃、大理，南边的安南等强邻环绕之下，缩小了的宋帝国就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宋朝逐渐成为诸国中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无远弗届的天下帝国，已经只是遥远的历史记忆。

而后者是蛮夷，是在中国之内的野蛮族群，虽然介于我与他之间，但毕竟是可以以夏变夷的内部。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曾有过三次虽然可能却终未实现的改变契机，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潮东渐之后，这一观念才出现根本动摇，新的世界观念终于成为常识并进入教科书，取代了传统的世界观念。

因此，在讨论20世纪中国形成的新世界认识时，我们不能不回过头重新看看传统中国的世界知识，尤其值得讨论的是传统中国史学，是如何形塑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认识的？ 秦汉之前九州四裔与五服 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先秦时代中国人曾经到过多远。他指出，正是由于佛教东渐的缘故，中国不得不正面注视自己的周边，在佛教徒笔下，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他们撰写了不少类似《世界记》《外国传》之类的著作，其中如《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就记载，彦琮（557-610）曾根据达摩笈多的见闻和游历，编撰了《大隋西国传》十篇，更记载了这些国度的方物、时候、居处、国政、学教、礼仪、饮食、服章、宝货。

其次，随着帝国边疆出现的种种危机，道光、咸丰两朝之后，一些学者改变了过去的书斋习惯，正如顾颉刚所说往日以千里为远行，知识范围不越中原。首先，19世纪中叶，随着大清帝国在西洋的坚船利炮压迫下，被迫打开国门，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从林则徐根据英国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改编的《四洲志》（1839）以后，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9）、魏源的《海国图志》（1852）等涉及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这成为传统中国历史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1936年，贺昌群发表《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演进》，指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表明，中国对于玉门、阳关以西的世界，从西汉的包括今撒马耳干（Samarkand）及俄属土耳其斯坦，更进而西伯利亚、波斯、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至印度，到东汉更进而西面到达了条支，了解了大秦（罗马），而北面则直到丁零与坚昆（Kirghiz），到了贝加尔湖（Baikal），东面则肯定与日本有了来往，日本九州岛发现的汉倭奴王金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尽管事实上，汉朝有彼此对等的敌国如匈奴，在政治上不能不与之对等交往，但在文化上总是有优越感，仍然视之为蛮夷，在历史记载中，也总是要凸显他们不够文明。尽管在此以前，中国也曾有过关于外部世界的零星记载（类似《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但应该说，到了这个被迫进入世界的危机时代，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不再是以中土人谭西洋，而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不再仅仅依赖中国自己的文献、情报和传闻，而是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

蒙古帝国征服的更广大的世界，包括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已经有所涉及的中亚、西亚、阿拉伯半岛、非洲以及欧洲，好像仍然没有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出现。第三，是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大帝国的蒙元时期，回回人带来了有关世界历史的新看法。

（2）人们改变了过去地理上以九州为最大空间，和天文上以二十八宿全部对应中国的方式，从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天地意义上，承认中国之外的世界存在，也就是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很大的外国。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规程中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